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集体保障是怎样的？

乡村社会古已有之，人口、社会习性、人文、管理等要素的有机组合，历朝历代，乡村社会的治理都有它自己的规则与秩序。封建社会时期，农村宗族势力对乡村社会治理有很大影响，族长或地位较高者对于邻里纠纷、村界保护有相当的话语权。在民国时期，随着社会治理逐步引入西方经验，各地也逐步建立了乡公、村公所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千年之久属于私域的乡村社会纳入公共管理范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农村先后开展了合作化、人民公社化运动，使广大农村由“村”到“队”、“队”，实现了从“队”到“队”的统一，公共化趋势更加明显。然而，农村社会公众意志的表达遇到了诸多障碍，出现了“大队书记”决策现象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集体意志和公共意志的表达。村民委员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，根据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构建的，但其集体意志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。有些情况下农民宅基地确实需要“集体”进行交涉和协商，如何进行还存在着不少难题，期望将来能有一个好的结果。简言之，虽然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已经被确立为“用益物权”，但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权益维护却并非一项简单的问题，对农民宅基地使用权，既不可说是“用益物权”，也是“用益物权”。““一刀切”曾经伤害过中国社会，现在仍然存在这种现象。明确农民宅基地“流转”的关键在于统一规划、分类管理、尊重历史、反映现实。““因势利导”是中国的习惯用语，需要在中国城市化、现代化过程中，按照法治的真正思维，根据人的理性选择，对这个汉语语境进行重新解读，创造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农民宅基地法律制度。